中国制造业的出路

　　1984年，世界银行派遣以林重庚为团长、艾德里安·伍德为副团长的经济考察团，来中国进行考察。这是世界银行继1980年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考察后的第二次考察。第一次考察后，世界银行写出了一份长达100万字的考察报告：《中国：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》，详细论述了中国建国30年来的经济重建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。第二次考察后，又写出了50万字的《中国：长期发展的经济问题和方案》，分析了我国今后20年面临的主要问题，结合国际经验，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可供选择的办法。

　　这是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发展问题第一次被置于全球化视野下做剖析，直至多年后，这两份报告仍被中国官员给予很高的评价。20多年后重新翻阅，很多预言仍旧值得深思。

　　在讨论中国未来的第二份报告中，世界银行专家的态度既乐观又谨慎。他们发现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，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大概是中国的10倍，而且今后大概每年还将递增至少2%，也许3%。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，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.5%，也许6.5%。“这种高速增长，在其他国家尚属罕见。1960?1982年，除了几个盛产石油的小国以外，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(地区)的人均收入每年递增率达5%——韩国每年递增6.6%，希腊每年递增5.2%。只有日本一个国家，毋庸置疑地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位赶上了发达国家。”

　　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无法预测，作为人口第一的贫穷大国，中国能否成为“罕见”国家的一分子？实现的路径是什么？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，又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？

　　80年代初，几名外国记者在对中国微观考察后，发现现实状况令人沮丧。

　　重庆炼钢厂当时还在使用140多年前的机器。一名日本记者发现，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，使用的机械设备全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，其中，那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。那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指着机器上的标牌问厂长：“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？”厂长的回答是：“没错，因为质量好，所以一直在用。”

　　1978年7月，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杰伊·马修斯获准参观中国桂林的一家工厂。在这篇题为《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，工作仍然松松垮垮》的报道中，马修斯写道：“同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情况一样，桂林丝袜厂的工人看起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。……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闲聊着。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，有3名女工同正在旁边桌上的另外3名女工聊天。我一进去，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，好奇地向我张望。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，只有1名女工干了活，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。”最后马修斯断言：“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，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。”